康熙元年，公元1662年，彼时的华夏大地，尚未从明末战乱的硝烟中完全苏醒。今之甘肃，彼时仍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，巩昌府的钟声晨暮回荡，泾河、渭河的碧波滋养着两岸的生灵，陇东高原上的百姓，循着世代相传的节律，耕稼畜牧，栖居于板屋之中，过着质朴而清贫的日子。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片土地的贫瘠——年降水量微薄，蒸发量却大得惊人，地里的庄稼全靠天赏饭，却从未想过，这一年的夏秋，老天爷会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，将无尽的雨水倾泻而下，酿成一场席卷陇东、陇中的特大洪灾，将无数家庭的生计与希望，尽数淹没在浑浊的浪涛之中。
这场灾难的序幕，拉开于康熙元年农历六月。起初，只是淅淅沥沥的阴雨，缠缠绵绵，像是江南的梅雨季，却少了那份温婉，多了几分西北大地的厚重与凛冽。百姓们并未太过在意，只当是寻常的秋雨，或许还暗自庆幸，能缓解上半年的旱情，让地里的庄稼能多吸几分水分。可谁曾想，这场雨，一下便是近五十天，从盛夏延至深秋，天地间仿佛被一张湿冷的网牢牢笼罩，连呼吸都带着刺骨的水汽，连阳光都成了一种奢望。
《泾州志》里那句“康熙元年八月，大雨五旬，民居倾圮，泾河水涨，漂没人畜，绝渡者十日”，寥寥数语，背后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。泾州，即今之泾川县，地处泾河沿岸，是这场洪灾的重灾区之一。五十天的连绵暴雨，让泾河的水位一日高过一日，原本温顺的河水，渐渐变得咆哮狂躁，浑浊的浪涛裹挟着泥沙、草木，甚至来不及逃离的牲畜，呼啸着冲毁了沿岸的堤岸，漫过了田埂，直逼村庄与城池。
彼时的百姓，多居于板屋之中，这种以木材为原料的房屋，在寻常日子里能遮风挡雨，却在汹涌的洪水面前不堪一击。洪水漫进村庄的那一刻，尖叫声、哭喊声、房屋坍塌的噼啪声，与洪水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，响彻陇东大地。有人来不及起身，便被洪水卷走；有人抱着房屋的梁柱，在浪涛中苦苦挣扎，却终究抵不过水势的凶猛；还有人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洪水吞噬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在岸边撕心裂肺地哭喊。泾河之上，原本往来穿梭的皮筏，此刻早已被巨浪打翻，往日里用于渡水、运货的“神器”，在这场天灾面前，显得如此渺小。整整十日，泾河水面巨浪滔天，交通彻底中断，两岸的百姓被隔绝开来，一边是被困在水中的绝望，一边是岸边的焦急与无助。
灾难从不偏袒任何一方。与泾州相邻的静宁州，同样未能幸免。《静宁州志》中“康熙元年七月，静宁州大水”的记载，看似简略，却藏着无尽的悲凉。葫芦河的洪水暴涨，引发了大规模的山洪，浑浊的洪水从山间奔涌而下，冲毁了州城的部分城墙，冲垮了官署与民房，川地的农田被尽数淹没，即将成熟的庄稼，在洪水中化为乌有。那些勤耕细作的百姓，辛苦了大半年，盼着秋收能缓解家中的窘迫，却在一场洪水之后，变得一无所有。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泥沙覆盖，房屋被冲毁，牲畜被淹死，手中仅有的一点粮食，也被洪水浸泡变质，绝望像潮水一样，将他们紧紧包裹。
巩昌府的灾情，更是触目惊心。作为当时陕西右布政使司的治所，巩昌府（今陇西）地处渭河上游，这场持续的暴雨，让渭河干流暴涨决堤，洪水漫进府城，低洼处积水数尺，官仓、民舍被损毁殆尽。《巩昌府志》中“山崩地陷，平地水涌，井泉满溢，人畜溺死无算”的描述，勾勒出一幅人间炼狱般的景象。陇东高原的黄土，在连日暴雨的浸泡下，变得松软不堪，大面积的山崩、滑坡频发，多处山谷被滑坡体堵塞，形成堰塞湖，堰塞湖溃决后，引发的二次洪灾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将更多的村庄掩埋、冲毁。秦州（今天水）、秦安、清水等地，渭河南岸的支流尽数泛滥，山体滑坡不断，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，扶老携幼，沿着山路艰难跋涉，寻找一处能躲避洪水的安身之所。他们身上沾满了泥泞，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绝望，口中念着被洪水吞噬的亲人，脚下的路，漫长而艰难。
庆阳府的百姓，更是经历了“夏旱秋涝”的双重煎熬。上半年的干旱，让土地干裂，庄稼枯萎，百姓们靠着仅存的粮食勉强糊口，好不容易盼来雨水，却迎来了一场灭顶之灾。马莲河、蒲河、环江全线暴涨，沿岸的城郭、民舍多被冲毁，宁州（今宁县）、合水等地，“大雨连月，河水泛涨，漂没田庐”，大量农户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据记载，仅宁县一地，康熙元年因这场水灾，朝廷便减免银两千七百两，可见灾情之重。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，只能在荒野中搭建简陋的棚屋，靠着挖野菜、啃树皮勉强充饥，一场瘟疫的阴影，也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悄然蔓延，让本就艰难的处境，变得更加雪上加霜。
临洮府的黄河、洮河沿岸，同样一片狼藉。大雨连绵，让黄河干流兰州段、洮河水位暴涨，冲毁了沿岸的堡寨、农田与灌溉水渠，兰州城沿河的城墙多处坍塌，百姓们被迫迁往高处，躲避洪水的侵袭。彼时的兰州，作为西北的重要城镇，尚且如此，那些偏远的乡村，灾情更是难以想象。百姓们世代依赖的灌溉水渠被冲毁，即便洪水退去，土地也被泥沙覆盖，难以耕种，往后的日子，只能在饥饿与贫困中苦苦挣扎。
这场洪水，不仅是一场自然灾难，更是对清初政权的一场考验。彼时的康熙帝年仅八岁，朝政由鳌拜等四大辅臣打理，经过明末战乱，国库空虚，地方仓储不足，救灾的难度可想而知。清廷虽及时下旨，全额豁免巩昌、平凉、临洮、庆阳四府受灾州县的地丁钱粮、盐课与杂税，开仓赈济，发放棺殓银与修房银，试图安抚百姓，恢复生产，但有限的救灾物资，难以覆盖广袤的受灾区域，大量偏远乡村的百姓，依旧得不到有效的救助。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，只能四处乞讨，寻找一线生机，饥荒与瘟疫，让这场灾难的影响，持续了数年之久。
为了防范未来的水患，这场洪灾之后，清廷下令在甘肃泾河、渭河、洮河沿线建立水情驿报制度，用西北特有的皮筏——“皮混沌”，向下游传递水情预警。那些驾着皮筏的驿卒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汹涌的河水中穿梭，将上游的水情及时传递下去，为下游的百姓争取逃生的时间。这种简陋却有效的预警方式，凝聚着古人应对天灾的智慧，也成为这场灾难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遗产。
岁月流转，三百年光阴弹指而过，那场发生在康熙元年的特大洪灾，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如今，泾河、渭河依旧奔流不息，陇东高原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昔日的灾难现场，早已焕发新的生机。但那些散落在《清史稿》《甘肃通志》等史料中的记载，那些镌刻在百姓记忆中的苦难，却从未被遗忘。它们提醒着我们，大自然的力量不可小觑，也让我们懂得，在灾难面前，人类的坚韧与团结，是跨越困境的力量源泉。
那场雨，下了近五十天，浇透了陇东大地，也浇透了一个王朝初年的民生凋敝；那场水，冲毁了房屋与农田，却冲不垮百姓心中的希望与坚韧。三百年后，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是为了铭记一场灾难，更是为了汲取教训，敬畏自然，珍惜当下的安宁与祥和，让那些曾经的苦难，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警示与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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